单于庭西征归来，不知带回了西域，乃至中亚地区的稀罕物件。
同时，也按照离去时的约定，带回了秋天。
——秋天。
草原游牧之民最富足、最安逸，同时也是汉家躬耕之民，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间节点。
农忙，农闲，虽然只是一个笼统宽泛的概念，却也不是不能按照农民的劳动强度，来细分出几个时间段。
比如春天，农民说是忙着播种、春耕，但实际上，也就是忙最开始那几天。
种子播下去了，再灌溉一下，然后就只需要守在田头，等作物幼苗毛头，便可安下心来。
随后的两个月，虽然也属于‘农忙’时分，但忙的程度十分有限。
除了早已形成约定俗成的时间节点、水量的灌溉之外，农民在这段时间需要做的，也就是除除杂草、抓抓害虫。
这些事，根本不需要一个成熟的壮年农民去操劳——随便几个孩童，就能在玩耍间代劳。
真正值得农民操心的，时水资源的抢夺，以及按时按量的灌溉。
真正意义上的‘农忙’，其实是秋收，以及秋收前的最后冲刺。
在这‘就差最后一哆嗦’的关键时刻，农民们总是会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。
毕竟后世学子终生一考，决定的不过是未来好坏。
而对农民——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农民而言，一年的收成好坏，却是直接关乎未来这一年，家里会不会有人饿死、会不会有娃儿被卖给富户为奴婢，甚至于血脉能不能穿延下去的大事。
所以，哪怕知道这么做没有意义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农民们都总是会不由自主的，找来自己能找到的最富经验、最富知识的老者，来帮自己预估今年的收成。
哪怕得到老者‘今年收成不错，是个丰年’又或‘你今年种地种的不错，收成能比别家多些’之类的正面评价，农人们也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灌溉、除草，甚至于祭祀先祖、神明——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所求不过有个好收成。
过去这些年——乃至于过去千百年，华夏民族的底层民众，几乎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但今年，或者说是最近几年的关中，秋收前后的氛围，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了不少。
农人们有条不紊的忙活着，虽然本能的抱有期待和忐忑，却无疑镇定了许多。
老者们不再被后生晚辈找上门，也不坐立难安的主动走上田间地头，去指点江山了。
就像是完全不担心、十分笃定今年，乃至每年都是大丰收般，悠哉悠哉的坐在老树根下纳凉，再与二三老友说笑一阵，享儿孙绕膝之乐。
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？
当然不是因为汉家的农民，真的已经做到‘年年无条件丰收’的史诗级成就。
而是如今汉室，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农民，不再被每年秋天的秋收，一言而绝未来一整年的生死了。
远的不说，就说十年前，先孝景皇帝才刚即位的时候。
太宗孝文皇帝驾崩所带来的哀伤氛围，仍旧在天地间久久不散。
朝堂内外，则是对故去的太宗皇帝歌功颂德——甚至早在当时，就已经出现了关于‘孝文盛世’的鼓吹。
天下弄人都感谢、感激太宗皇帝，或许有些言过其实。
但关中地区，人人都对太宗皇帝感恩戴德，根本不容许有人诋毁、污蔑太宗皇帝，自家完备但凡有丝毫不敬，就要立刻抬手大罪，却是没有半点夸张。
那是华夏封建历史上，第一次出现盛世之相。
每个人，都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，而感到庆幸和自豪。
但在这盛世的表象、在那美好的天空之下，却仍有一些阳光无法播撒到的角落，被底层民众的血泪所侵染。
如某个农民，在太宗皇帝轻徭薄税、与民休息，巧立名目赐爵，三不五时赐下酒肉、布帛，间歇性免除农税，日常性免除劳役的仁厚统治下，日子过的不说是有声有色，也起码是越来越有盼头。
长达十几二十年的安定，让这个农民从最开始，一穷二白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骨瘦如柴、手脚无力的模样，逐渐成长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民。
家里的百亩良田，能承担整个家庭的日常口粮，以及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开销——不说顿顿饱，也是每顿都能吃个七成饱。
老农感谢先祖，感谢上苍，更感谢带来这一切美好生活的太宗孝文皇帝。
直到有一年，秋收。
无论是经验老道的老者，还是官府派下来视察的农稼官，都说今年是个丰年。
而且是大丰收！
老农满怀期待，充满干劲，将田里的粟庙照顾的极好，比照顾新媳妇还细心！
结果到了秋收那天，明明一切都预示着丰收，但当老农眉眼含笑的将收割好的粟堆在一起，却本能的皱起了眉头。
——怎么这么少？
下意识看向左右，与自家田亩相连的领居家田地，却是一眼就能大致估算出：大家伙确实都是大丰收。
唯独老农的收获，少的着实有些诡异。
带着最后的侥幸，老农将收割的粟全部称量，悬着的心也终于死了。
二百石出头。
距离关中的粮产平均线：每亩三石，足足少了近三分之一！
老农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开始疯了似的否定这个现实。
找官府报官，却被前来查探的差役，明确告知没有被人盗割的痕迹。
怀疑量具，却被那冷脸税吏毫不留情面的骂了个狗也淋透，也当面看到邻居家、同乡家的米粮，量出来的数字都非常喜人。
不等老农从呆愕中回过神，三十税一的税率下，自家七石的农税已经被税吏取走。
口赋也被折算成了几石粮食，一并被取走，只给老农一家，留下了不到二百石粮食。
再苦再难，日子也总得过下去。
老农不得不强打起精神，将这二百来石的粮食带回家。
家中，自己和老妻，外加两个幼子、三个还没出嫁的女人，总共七口人。
虽然有心多留些，但家中那个被当作粮仓的偏房，最终却只塞下五十石粮食。
老农无奈的叹了一口气，带着剩下的一百五十石粮食，找到了当地最仁义的粮商。
不料那粮商却说：今年大丰收，粮食卖不上价，只能按照每石四十钱的价格收粮。
老农想不通，今年怎么会是大丰收。
至少老农完全没有感受到，今年是个大丰收。
但老农没得选，更不敢往深处想，深怕自己被残酷的现实所打倒。
一百五十石粮食，按照每石四十钱的价格，总共换到了六千钱。
其中还有小半三铢荚钱，却已经是收粮的粮商中，给钱给的最公道、最厚道的了。
带着钱回到家，老农强迫自己不去想，带着妻小猫冬。
正所谓，半大小子，吃穷老子。
一家七口人，哪怕有五个是没长成的崽子，余下老农夫妻也不比青壮能吃，先前预留的五十石粮食，也依旧没能撑到冬去春来。
当春天来临时，老农一家，已经欠了邻居二十石粮食。
欠的粮得还，粮种也得买。
秋天卖粮所得的六千钱，只被柴米油盐耗去了几百钱，剩下的都还在。
而当老者满是忐忑的，带着这五千多钱走入城镇，来到粮铺外时，却是再也支撑不住，彻底跌坐在了地上。
——过去这个冬天，好几个粮商的粮仓都害了鼠疫，粮食全都被废了！
去年丰收，当地出产的粮食，本就有相当一部分被卖去了外地。
留在当地的部分，又有近半被废，粮食顿时紧缺起来。
所以，开春时，粮价从去年秋收后的最高四十钱一石，暴涨到了最低七十钱一石，且限量供应，先到先得！
老农茫然低下头，看着身上带着的钱袋。
五千多钱，只能买回不到八十石粮食，其中还有二十石，要还领居的欠粮。
过去这个冬天，一家人顿顿稀粥，尚且吃了七十石粮食。
而现在，从开春一直到秋收，家里只剩下六十石粮食了。
这还没算粮种，柴米油盐，以及粮食限量供应，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高。
以及，家里那两个小子，在短短一个冬天便长了一截，本就饭量大曾，又度过了一个食不果腹的冬天······
老农想哭，哭不出声。
想怪什么人、什么事，却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怪谁。
回到家，与老妻相对无言，很快，夫妻二人便默然抹起了泪。
这一年，老农的三个女儿，有两个都被卖给了大户人家。
一个运气好些，得了主家怜爱，嫁给了另外一个小奴，也算是组建了家庭。
另外一个则是小小年纪，便于当年不明不白的死去。
——两个儿子，一个饿病交加而死，一个饿的太久伤了身子。
不等秋收，老妻累倒卧榻，老农也愈发感到手脚无力。
家中仅剩一个咿呀学语的小女儿，在话都说不清楚的年纪，操持家中杂物。
仅身一个骨瘦如柴，伤了身子的小儿子，强撑着下田帮助老农耕地。
直到秋天。
这一年的噩梦终于要结束了，老农一家终于看见希望的曙光，结果老妇却再也支撑不住，一命呜呼。
秋收所得的粮食，都被用到了老妇的丧葬事宜。
老农茫然坐在破落农院的门槛上，看着街道上行人往来匆匆，对身后，儿子愈发剧烈的咳嗽声，以及女儿愈发消瘦的身形置若罔闻、视而不见。
就那么发着呆，就那么琢磨着：到底，是谁错了呢······
这样的噩梦，汉家的农人，几乎都做过。
甚至有许多原本还勉强可以糊口的农人，就是在真切经历这样一场噩梦后，才沦为佃农、奴隶，甚至于直接家破人亡。
后世人常说：富不过三代。
因为富贵人家娇惯子弟，最多传三代，就要被不屑子孙败光家产。
也有人戏谈：穷也不过三代。
乍一听，似乎是在说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连续穷三代，就有可能出一个意志坚定、吃苦耐劳的子弟光耀门楣。
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
至少在封建时代，穷不过三代，只有一种标准的解释。
——连续穷三代，就没有第四代了。
这家人就要活活穷的死绝。
而今，汉家的农人，却不再担心这样的事发生了。
粮价恒定！
虽然比过去低了很多——秋收每石二十六钱，来年二十八到三十钱，偶尔上下浮动各一钱。
但正如封建时代，不求变，而更求稳一样。
封建时代的农民，相较于粮价暴涨、卖粮牟利，更希望粮价稳定一些。
至少卖出和买入价别差太多，甚至直接翻翻，搞得农民种出来三百石粮食，最终却连一百石都吃不到自己嘴里。
诚然，汉家的百姓农户，依旧贫穷。
但穷的很踏实。
不再如过去那般，朝不保夕，不知何时就要被滚滚大势压碎。
再者——粮价变低了，收成却也变多了。
过去，农人一年种一茬粟，所得不过每石四十钱，去掉税赋，总共也就万把钱。
而今，农人春种粟而秋收，再补种宿麦，辅以大农推行的代田法，关中农人每年除了默认的一茬粟，还能另外种出一茬宿麦。
粟每石二十六钱，麦每石四十五钱，各近三百石的收成，足足能有近两万钱的收入！
收入变高了，手里的钱变多了。
最主要的是：粮食收成多了。
粮食多了，天下都不缺粮食了，农民，也就不怕吃不饱肚子了。
而这一切，并非是如白驹过隙，不知何时就会结束的梦。
——代田法，水车，以及人畜粪便做的肥料，都在让汉家的农作物产量，每年都在往上攀升一个新的高度。
去年，关中量产最高的个例，分别是粟亩产六石，宿麦亩产八石半！
虽然都是在渭北，且都是只种粟或只种麦的上田，却也依旧让关中的农人们，对未来愈发报以美好的期待。
日子足够美好，又有盼头。
这样的日子，比起文人士大夫口中的‘文景之治’，似乎也不遑多让。
甚至有过之，而无不及······
同时，也按照离去时的约定，带回了秋天。
——秋天。
草原游牧之民最富足、最安逸，同时也是汉家躬耕之民，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间节点。
农忙，农闲，虽然只是一个笼统宽泛的概念，却也不是不能按照农民的劳动强度，来细分出几个时间段。
比如春天，农民说是忙着播种、春耕，但实际上，也就是忙最开始那几天。
种子播下去了，再灌溉一下，然后就只需要守在田头，等作物幼苗毛头，便可安下心来。
随后的两个月，虽然也属于‘农忙’时分，但忙的程度十分有限。
除了早已形成约定俗成的时间节点、水量的灌溉之外，农民在这段时间需要做的，也就是除除杂草、抓抓害虫。
这些事，根本不需要一个成熟的壮年农民去操劳——随便几个孩童，就能在玩耍间代劳。
真正值得农民操心的，时水资源的抢夺，以及按时按量的灌溉。
真正意义上的‘农忙’，其实是秋收，以及秋收前的最后冲刺。
在这‘就差最后一哆嗦’的关键时刻，农民们总是会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。
毕竟后世学子终生一考，决定的不过是未来好坏。
而对农民——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农民而言，一年的收成好坏，却是直接关乎未来这一年，家里会不会有人饿死、会不会有娃儿被卖给富户为奴婢，甚至于血脉能不能穿延下去的大事。
所以，哪怕知道这么做没有意义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农民们都总是会不由自主的，找来自己能找到的最富经验、最富知识的老者，来帮自己预估今年的收成。
哪怕得到老者‘今年收成不错，是个丰年’又或‘你今年种地种的不错，收成能比别家多些’之类的正面评价，农人们也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灌溉、除草，甚至于祭祀先祖、神明——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所求不过有个好收成。
过去这些年——乃至于过去千百年，华夏民族的底层民众，几乎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但今年，或者说是最近几年的关中，秋收前后的氛围，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了不少。
农人们有条不紊的忙活着，虽然本能的抱有期待和忐忑，却无疑镇定了许多。
老者们不再被后生晚辈找上门，也不坐立难安的主动走上田间地头，去指点江山了。
就像是完全不担心、十分笃定今年，乃至每年都是大丰收般，悠哉悠哉的坐在老树根下纳凉，再与二三老友说笑一阵，享儿孙绕膝之乐。
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？
当然不是因为汉家的农民，真的已经做到‘年年无条件丰收’的史诗级成就。
而是如今汉室，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农民，不再被每年秋天的秋收，一言而绝未来一整年的生死了。
远的不说，就说十年前，先孝景皇帝才刚即位的时候。
太宗孝文皇帝驾崩所带来的哀伤氛围，仍旧在天地间久久不散。
朝堂内外，则是对故去的太宗皇帝歌功颂德——甚至早在当时，就已经出现了关于‘孝文盛世’的鼓吹。
天下弄人都感谢、感激太宗皇帝，或许有些言过其实。
但关中地区，人人都对太宗皇帝感恩戴德，根本不容许有人诋毁、污蔑太宗皇帝，自家完备但凡有丝毫不敬，就要立刻抬手大罪，却是没有半点夸张。
那是华夏封建历史上，第一次出现盛世之相。
每个人，都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，而感到庆幸和自豪。
但在这盛世的表象、在那美好的天空之下，却仍有一些阳光无法播撒到的角落，被底层民众的血泪所侵染。
如某个农民，在太宗皇帝轻徭薄税、与民休息，巧立名目赐爵，三不五时赐下酒肉、布帛，间歇性免除农税，日常性免除劳役的仁厚统治下，日子过的不说是有声有色，也起码是越来越有盼头。
长达十几二十年的安定，让这个农民从最开始，一穷二白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骨瘦如柴、手脚无力的模样，逐渐成长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民。
家里的百亩良田，能承担整个家庭的日常口粮，以及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开销——不说顿顿饱，也是每顿都能吃个七成饱。
老农感谢先祖，感谢上苍，更感谢带来这一切美好生活的太宗孝文皇帝。
直到有一年，秋收。
无论是经验老道的老者，还是官府派下来视察的农稼官，都说今年是个丰年。
而且是大丰收！
老农满怀期待，充满干劲，将田里的粟庙照顾的极好，比照顾新媳妇还细心！
结果到了秋收那天，明明一切都预示着丰收，但当老农眉眼含笑的将收割好的粟堆在一起，却本能的皱起了眉头。
——怎么这么少？
下意识看向左右，与自家田亩相连的领居家田地，却是一眼就能大致估算出：大家伙确实都是大丰收。
唯独老农的收获，少的着实有些诡异。
带着最后的侥幸，老农将收割的粟全部称量，悬着的心也终于死了。
二百石出头。
距离关中的粮产平均线：每亩三石，足足少了近三分之一！
老农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开始疯了似的否定这个现实。
找官府报官，却被前来查探的差役，明确告知没有被人盗割的痕迹。
怀疑量具，却被那冷脸税吏毫不留情面的骂了个狗也淋透，也当面看到邻居家、同乡家的米粮，量出来的数字都非常喜人。
不等老农从呆愕中回过神，三十税一的税率下，自家七石的农税已经被税吏取走。
口赋也被折算成了几石粮食，一并被取走，只给老农一家，留下了不到二百石粮食。
再苦再难，日子也总得过下去。
老农不得不强打起精神，将这二百来石的粮食带回家。
家中，自己和老妻，外加两个幼子、三个还没出嫁的女人，总共七口人。
虽然有心多留些，但家中那个被当作粮仓的偏房，最终却只塞下五十石粮食。
老农无奈的叹了一口气，带着剩下的一百五十石粮食，找到了当地最仁义的粮商。
不料那粮商却说：今年大丰收，粮食卖不上价，只能按照每石四十钱的价格收粮。
老农想不通，今年怎么会是大丰收。
至少老农完全没有感受到，今年是个大丰收。
但老农没得选，更不敢往深处想，深怕自己被残酷的现实所打倒。
一百五十石粮食，按照每石四十钱的价格，总共换到了六千钱。
其中还有小半三铢荚钱，却已经是收粮的粮商中，给钱给的最公道、最厚道的了。
带着钱回到家，老农强迫自己不去想，带着妻小猫冬。
正所谓，半大小子，吃穷老子。
一家七口人，哪怕有五个是没长成的崽子，余下老农夫妻也不比青壮能吃，先前预留的五十石粮食，也依旧没能撑到冬去春来。
当春天来临时，老农一家，已经欠了邻居二十石粮食。
欠的粮得还，粮种也得买。
秋天卖粮所得的六千钱，只被柴米油盐耗去了几百钱，剩下的都还在。
而当老者满是忐忑的，带着这五千多钱走入城镇，来到粮铺外时，却是再也支撑不住，彻底跌坐在了地上。
——过去这个冬天，好几个粮商的粮仓都害了鼠疫，粮食全都被废了！
去年丰收，当地出产的粮食，本就有相当一部分被卖去了外地。
留在当地的部分，又有近半被废，粮食顿时紧缺起来。
所以，开春时，粮价从去年秋收后的最高四十钱一石，暴涨到了最低七十钱一石，且限量供应，先到先得！
老农茫然低下头，看着身上带着的钱袋。
五千多钱，只能买回不到八十石粮食，其中还有二十石，要还领居的欠粮。
过去这个冬天，一家人顿顿稀粥，尚且吃了七十石粮食。
而现在，从开春一直到秋收，家里只剩下六十石粮食了。
这还没算粮种，柴米油盐，以及粮食限量供应，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高。
以及，家里那两个小子，在短短一个冬天便长了一截，本就饭量大曾，又度过了一个食不果腹的冬天······
老农想哭，哭不出声。
想怪什么人、什么事，却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怪谁。
回到家，与老妻相对无言，很快，夫妻二人便默然抹起了泪。
这一年，老农的三个女儿，有两个都被卖给了大户人家。
一个运气好些，得了主家怜爱，嫁给了另外一个小奴，也算是组建了家庭。
另外一个则是小小年纪，便于当年不明不白的死去。
——两个儿子，一个饿病交加而死，一个饿的太久伤了身子。
不等秋收，老妻累倒卧榻，老农也愈发感到手脚无力。
家中仅剩一个咿呀学语的小女儿，在话都说不清楚的年纪，操持家中杂物。
仅身一个骨瘦如柴，伤了身子的小儿子，强撑着下田帮助老农耕地。
直到秋天。
这一年的噩梦终于要结束了，老农一家终于看见希望的曙光，结果老妇却再也支撑不住，一命呜呼。
秋收所得的粮食，都被用到了老妇的丧葬事宜。
老农茫然坐在破落农院的门槛上，看着街道上行人往来匆匆，对身后，儿子愈发剧烈的咳嗽声，以及女儿愈发消瘦的身形置若罔闻、视而不见。
就那么发着呆，就那么琢磨着：到底，是谁错了呢······
这样的噩梦，汉家的农人，几乎都做过。
甚至有许多原本还勉强可以糊口的农人，就是在真切经历这样一场噩梦后，才沦为佃农、奴隶，甚至于直接家破人亡。
后世人常说：富不过三代。
因为富贵人家娇惯子弟，最多传三代，就要被不屑子孙败光家产。
也有人戏谈：穷也不过三代。
乍一听，似乎是在说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连续穷三代，就有可能出一个意志坚定、吃苦耐劳的子弟光耀门楣。
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
至少在封建时代，穷不过三代，只有一种标准的解释。
——连续穷三代，就没有第四代了。
这家人就要活活穷的死绝。
而今，汉家的农人，却不再担心这样的事发生了。
粮价恒定！
虽然比过去低了很多——秋收每石二十六钱，来年二十八到三十钱，偶尔上下浮动各一钱。
但正如封建时代，不求变，而更求稳一样。
封建时代的农民，相较于粮价暴涨、卖粮牟利，更希望粮价稳定一些。
至少卖出和买入价别差太多，甚至直接翻翻，搞得农民种出来三百石粮食，最终却连一百石都吃不到自己嘴里。
诚然，汉家的百姓农户，依旧贫穷。
但穷的很踏实。
不再如过去那般，朝不保夕，不知何时就要被滚滚大势压碎。
再者——粮价变低了，收成却也变多了。
过去，农人一年种一茬粟，所得不过每石四十钱，去掉税赋，总共也就万把钱。
而今，农人春种粟而秋收，再补种宿麦，辅以大农推行的代田法，关中农人每年除了默认的一茬粟，还能另外种出一茬宿麦。
粟每石二十六钱，麦每石四十五钱，各近三百石的收成，足足能有近两万钱的收入！
收入变高了，手里的钱变多了。
最主要的是：粮食收成多了。
粮食多了，天下都不缺粮食了，农民，也就不怕吃不饱肚子了。
而这一切，并非是如白驹过隙，不知何时就会结束的梦。
——代田法，水车，以及人畜粪便做的肥料，都在让汉家的农作物产量，每年都在往上攀升一个新的高度。
去年，关中量产最高的个例，分别是粟亩产六石，宿麦亩产八石半！
虽然都是在渭北，且都是只种粟或只种麦的上田，却也依旧让关中的农人们，对未来愈发报以美好的期待。
日子足够美好，又有盼头。
这样的日子，比起文人士大夫口中的‘文景之治’，似乎也不遑多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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